我和我的二本学生: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年轻人


原标题:我和我的二本学生

山西太原的一场就业洽谈会。(本版资料图片均为视觉中国供图)

考研学子们将楼道、天台变成了自习间。

考研学子在天台上自习。

北京,下班时间的“蚁族”聚集区。

近百名单身男女在地铁里参加主题为“因为爱情”的相亲快闪。

招聘会上的大学生。

1995年,我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,按今天的划分,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。2005年,我博士毕业,进入广东F学院当一名教师,见证了80后、90后年轻人的成长。短短20多年,那些与我起点一样的二本学生,他们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,是否如我一样,总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工具,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?

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,从某种程度而言,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,他们的命运,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。

我的学生,大多出身平凡,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,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,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,以及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。务农、流连于建筑工地,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,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,和当下学霸“一线城市、高知父母、国际视野”的高端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尽管在高校的金字塔中,他们身处的大学毫不起眼,但对于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而言,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,是寂寥村庄的最亮光芒和希望,来到繁华的都市后,对未来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。

我想知道,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、原生家庭,以及个人实际能力,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具体权重。如果其权重越来越被个人实际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,那么,对大学教育的审视,尤其是对彻底市场化后大学教育的审视,将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。

《风》

2005年10月8日,我第一次踏上讲台。我所在的系部叫经济贸易系。初次上课的教室在二栋101,这是一幢陈旧的教学楼,黄色胶合板的连体桌子,有些桌面已经斑驳、翘起,凳子是那种只要站起来,就会发出刺耳声音的活动凳,学生下课时,会劈里啪啦响上半天,涂有银灰色油漆的铁门,像仓库的大门,式样老土,看起来粗糙、结实,一把厚重的铁锁,用铁条焊接而成,一块同样陈旧的黑板,讲台上散落的粉笔,立即将我带入上世纪90年代大学的氛围。因为建筑的陈旧,二栋没有配备多媒体,这种原始的状态,让我心安、平静,备感踏实。

几年后,因为教务处对课件的要求,是否使用多媒体成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标准,我不得不放弃落后的二栋教室。很长时间,我才意识到,随着我专业知识的增多及教学经验的丰富,为什么课堂的味道,却再也找不回2005年二栋的感觉,这和教学手段的变化密不可分。对人文学科而言,多媒体对课堂的干扰和伤害,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,信息的泛滥及花哨的内容,让老师无形中备感压迫,也让学生在深度思考和理解力上,缺乏锤炼的机会和耐心。

一间没有声、光、电过度配置的教室,一间只能容纳50人的教室,一块黑板,一盒粉笔,最简单的桌椅板凳,够了。

051841班,是我教过的第一个班,共57名学生。大一新生的眼睛是亮的, 他们和我一样,紧张、试探,他们第一次走进大学课堂,我第一次站上大学讲台,我们互相照亮,又彼此隔膜。

2006年5月17日,因为天气是少有的大台风,我将原本准备好的作文题,临时改为《风》,让学生现场完成。作业收上来后,一个名叫邓桦真的女孩所写的内容,让我无法平静。

作文《风》:

很久没有写作了,可没想到再次提笔时却是自己的心情糟糕得不能再糟的时候,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,只能用呼啸的“风”来写自己的心情,外面那一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?

想想自己现在的处境,内心免不了一阵阵剧痛。“我要上大学”的呼喊在我耳旁回响,承受着村里人“不孝”的看法,抱着贷款的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大学,写“贫困证明”、写“贷款申请”等那么多的努力,今天可能却要被“你父母才45岁,还很年轻啊”一句话宣告白费……如果贷不了款,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?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?父母一个月加起来的工资还不到1000元,一个弟要上高三,一个弟要上初三,想借钱也没处借,而自己也差不多半年没拿过生活费了。如果不能贷到款,自己该如何向父母交待,等等。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问题可我却不得不一一去考虑,高中的时候多么向往大学生活,到了大学才知道大学对有钱人家的子女来说是天堂,而对自己却有更多的痛苦,面对连下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知从何而来的时候,我不得不去考虑更多,虽说在校学生应以学业为主,可我为经济、为生活的时间却远远多于学习的时间,此时对我来说,或许生活已经更为重要。我真的不想长大,也不想成熟,可我却不得不比别人考虑更多如何去生活。也曾一遍遍地自我安慰——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,也一次次劝自己要乐观地面对人生,世上没有过不了的坎儿,可每次都是在一次次的挫折后发现自己的内心更痛,我努力地去生活,打暑假工、勤工助学、去找兼职,却又发现想要生活是多么不容易,不是自己想去做就可以,条件的苛刻,身高、相貌的限制又让我自卑,让我更觉渺小。有时候想到生活的种种,我会连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……也许,我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的,我本不该来上大学……

外面的风仍在呼呼地吹,是否也能吹走今天我烦躁的心情?

老师,真的很抱歉,今天为贷款的事烦透了心情,刚回来就要写作文,我真的一点思绪都没有。你就当做一回我的听众好了。抱歉。

她所描述的状况和无奈,让入职不久的我极为震撼,以至于在一种不安和难以放下的焦虑中,当天就通过校内邮箱,向全校的老师为她发起了募捐。《风》几乎成为我职业生涯中,自我生存状态调整的开端。在此以前,我对自己博士毕业以后找工作的轻率、疏懒、意气用事,时有后悔甚至自责,我对学校不能提供专业平台,更多时候只能上公共课的状况,感到学术生涯的迷茫和无望,我羡慕那些进入名牌大学任教的同窗。

正是像《风》这样的作文,其坦率的文字,悄然照亮了我内心忽略的角落,瓦解我内心的偏见,一点点卸下我早已淤积的虚空,让生命的姿势一点点下蹲,并在具体的生命观照中,找到内在的充盈。

后来随着教学的深入,我发现,平淡无奇课堂的皱褶处,隐藏了很多很多像她一样的学生。

我眼中的中国教育现实

让我惊讶的是,很多农村和城市孩子,面对高考这个话题,有不同的态度。不少城市出生的学生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,刘奕晓将此比喻为“一场赌博”。方雪怡表示“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似乎被简单粗暴地划分成了两部分,高考前,高考后。父母的期望,老师的教导,同学之间小小的攀比,都像一块块巨石,压得我五脏六腑都疼”。

但不少农村学生充满了闯过高考的庆幸。一个叫苏艳的女孩说,“我们受过中国教育的一代回首过去,都埋怨高考,记恨它,但又不得不承认,它给我们这些寒门学子一条走向富裕、离开贫穷的道路”。陈文婷坦诚,“回忆起青春,能想起的只有假期里不愿上的辅导班,黑板上永远擦不干净的数学公式,空气里的粉笔灰味道,向家长报告成绩时的惴惴不安”,“而今,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,我又无比感激高考,是它,让我有了通过自己的双手,以笔为剑,拥有看到更辽阔天空的机会”。

他们的中学时代,过得异常辛苦,无论身体、还是心理,都几乎到达极限,在“倒计时”“誓师会”的催逼下,时间观念非常强,不少学生甚至连洗澡、洗衣服、情绪不好时的哭泣都嫌浪费时间,“多考一分,干掉千人”的应试理念,杀气腾腾,深深根植在他们心中。

也正因为经受了压力过大的考试进阶,课堂上,学生们中规中矩、老成持重。从教13年来,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,和我发生过争论。他们的平和中正与我们大学时代的张扬放肆,构成了鲜明对比。没有一个孩子有过意外的表现,他们收缩起属于青春年代的触角和锋芒,逼到绝境,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。

在我的大学期间, 我偷偷将一条纸做的假蛇,放在英语符老师的讲台上,老师吓得大惊失色,决定停课查出恶作剧者。众目睽睽之下,我满脸通红站起来,承认错误,最后闹剧就像没有发生过,消息甚至都没有走出教室。

中学时期的老师、家长,总认为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,但中学教育的后果,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。我在具体的课堂中,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,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、抗生素、激素,到大学时代,终于结下了漠然、无所谓、不思考、不主动的恶果,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,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。

四任班长

我的一届学生,从大一到大四,班上一共选举产生了4任班长,他们分别是曾刚、王国伟、吴志勇、石磊。

回过头看,4位班长毕业以后的选择和现在的处境,实际上代表了十几年前二本院校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机遇和可能。

曾刚的特点是适应社会的能力强,毕业以后,他选择了一家银行,很快就进入了较好的工作状态,成家立业,在广州买房立足。他是这个现实社会,最能适应现实的年轻群体,往往能最快、最直接地获得较多的发展资源和现实利益。

石磊在大四那年被选为班长,他出生在潮州市,是家里的独生子,父亲经营一家摄影店。因为从小的衣食无忧,他一直懵懵懂懂,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识到要毕业了。毕业后,进入了广州街头遍布的各类英语培训机构,“4年之内换了6家单位。”

广州是待不下了,只有一条路,回家考公务员。他仅仅复习了一个月,幸运地考进了梅州国税局。他很快结婚、生子,父母一辈子打点的摄影店,最大的意义就是在儿子成家时,心安理得地拿出所有积蓄。尽管他将每月的日子描述为,“信用卡先还两三千,然后那个支付宝、那个蚂蚁花呗再还两三千,房子供两三千”的境地,但他以前的迷惑,烟消云散。

广州四年的辗转,仅仅依附一个二本院校的文凭,并没给他挣得一席之地。独生子女背负的传统责任,让他意识到确定的人生轨迹,对父母的